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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零教授主讲哲学通识系列第四讲“老话重说——康德哲学的问题及其回应”
日期:2019-09-30 来源:

2019年9月27日下午16点,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哲学通识系列讲座第四讲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2楼2119教室成功举行。讲座由聂敏里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李秋零教授给全校师生和校外与会者带来了“老话重说:康德哲学的问题及其回应”的精彩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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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零教授以“蓄水池之喻”开始了“康德哲学的问题及其回应”的讨论。康德哲学产生的时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时代,他要回应的是启蒙运动在18世纪取得的成果和弊端。

康德对启蒙问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调启蒙就是自己思维。人要从理性受监护的状态中走出,每个人都有自己思维的能力,也要有自己运用理性去思维的勇气。第二个回应是理性需要批判。克服启蒙产生的理性的傲慢就要对纯粹理性能力进行批判。批判就是理性运用理性对理性的批判,就是理性的自我批判。批判的结果就限定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和界限。这也是人类成熟运用自身理性的标志。理性的自我批判汇合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 二、我应当做什么?三、我可以希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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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零教授指出,第一个问题是纯然思辨的。康德区分了显象和物自身,显象是物自身对认识主体的显现,惟有显象才是认识的对象。康德考察了使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即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确保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保证了认识的发展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为科学奠定了可靠的根基。

李秋零教授接着指出,第二个问题是纯然实践的。在本体领域,康德寻求对每个人有效的普遍道德法则,因而必须排除一切出自经验的质料性的原则。道德法则是出自自由的形式的法则。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也是批判哲学的拱顶石。据此,康德对启蒙问题做出了第三个回应——自由就是自律。普遍立法的自由必须摆脱一切感性偏好等经验性的干扰,完全从道德义务出发去规定自己的意志。这样的立法就是自律。这就是人的自我立法。自我立法也就是普遍立法,立法不是少数天才对人行为和社会安排的设计,而是出于每个人自由的普遍立法。这就是康德最终对启蒙运动的回应。

第三个问题既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一个道德的人,可以希望与其道德相匹配的幸福。在显象世界,道德与幸福相配不具有必然性。但幸福应当是道德行为的必然结果。惟有超出显象世界,凭借上帝的“公设”,实践理性才能追求德福相配,即“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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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零教授最后指出。在科学理性昌盛的启蒙时代,康德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确保了理性的价值和地位,划定了理性自身的界限和适用范围。回答第二个问题确保了人的自由和道德价值,确保人的尊严和道德的尊严。回答第三个问题顺应了启蒙时代的潮流,使宗教理性化、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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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来自各个院系的同学们纷纷向李秋零教授提出了:如何理解物自体,超验和先验有何区别等问题,李秋零教授耐心而深入的解答使提问与旁听的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晚上18点,在本次讲座参与者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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