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动态

2019年5月10日下午16点，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哲学通识系列讲座第三讲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二楼2119教室成功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黄裕生教授，受邀为我们带来了题为“康德哲学与现代性社会”的高端学术讲座。

黄裕生教授首先指出，现代性问题是人们近三十年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但很少有人试图从哲学层面谈论这个问题，而这次讲座就试图做这样一个工作。

现代性的时代，也就是新时代（die Neuzeit），意味着建立在与古代社会共同体完全不同原则之上的社会共同体。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可以被归为五点：目的论原则、善高于一切的原则、责任与服从优先的原则、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人之外的超越者的原则、集体优先于个人的原则。“新时代的新，就在于建构社会的原则变了。” 黄裕生教授认为，社会建构原则发生变化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人首先受限于某种伦理身份或社会身份，现代人则首先是自由者的身份。任何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都要建立在自由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

“持续近400年的启蒙运动开辟了西方的现代性社会，而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自由。”启蒙运动的时代是西方社会价值重估的时代。启蒙运动思想家通过对自由的反思，证明了人类个体的绝对性，使得从自由人个体出发讨论人间关系得到了正当性。黄裕生教授强调，正是启蒙思想造就的启蒙文化，开启了现代性社会。

黄裕生教授指出，康德的工作，就在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也就是自由意志。对自由的论证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才真正完成。因此，通过论证自由，康德，也只有康德，才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奠基。由此，康德为现代社会确立了四个基本原则：个体本位原则（人是目的）、个体优先于共同体的原则（社会建立在自由个体的关系之上）、权利优先于服从的原则、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来源的个体拥有权利）。显然，这四个原则是对古代社会基本原则的一个颠倒。

“人类永远需要启蒙”，不论欧美还是中国，都永远需要自我启蒙，通过启蒙理解自己的合法性和界限，黄裕生教授指出，这是康德对我们的第一点启示。而第二点启示则在于，启蒙运动对自由的论证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反殖民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理由何在、正当性何在？恰恰在于每个民族的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权利。

在提问环节中，来自各个领域的同学和人士向黄裕生教授提出了许多精彩的问题，譬如康德的自由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自由的区别，以及如何回应对康德伦理学形式主义的批评等等，黄裕生教授一一作出了令人信服而又详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