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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教授首先以自身的经历谈及翻译诗歌对一代人的唤醒。在文革时代，翻译诗歌不仅给作为个体的诗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而且在悄悄唤醒和恢复人们对诗和语言的感觉。在那个思想禁锢和语言禁锢的年代，“地火仍在地下运行”。这个“地火”，就包含了几十年文学翻译所积聚的语言能量——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罗大冈翻译的艾吕雅、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供批判使用”的“内部参考书”，这些都成为文革中后期人们满怀颤栗偷吃的语言禁果。

王家新教授认为这些翻译诗歌对于后来的朦胧诗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早期朦胧诗诗人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陌生化和异质性的语言为自己的艺术目标。作为对那个“假大空”时代的抵制和摆脱，中国现代新诗在中断了几十年之后，又重获一种自己的诗歌语言。

讲座中，王家新教授阐述了“诗人译诗”的意义。他认为从五四前后开始的诗歌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先锋”的重要角色。它在很多意义层面都起到了创作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其本身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品格和技艺主要是通过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建立起来。百年来的“诗人译诗”，为中国新诗带来了语言上的新质，也在不断推动着“语言的自我更新”。

随后，王家新教授梳理了“诗人译诗”的传统。以胡适为起点，继而有戴望舒、梁宗岱、冯至、卞之琳、查良铮等诗人译者。进入八十年代，“诗人译诗”的传统得到恢复，其中以北岛最为著名，其翻译的北欧现代诗歌为译诗开拓了新的领域。自九十年代以来，“诗人译诗”受到推崇。王家新教授以黄灿然和李以亮翻译的东欧诗歌为例，说明作为诗人译者，他们的优点在于能重建汉译的节奏，这是其他译者所不具备的。他之后以张曙光翻译的米沃什之诗和自己翻译的策兰之诗为例，谈到作为翻译对象的诗歌作品要和自己的精神气质相契合，这样才能达到灵魂的沟通。

    最后，王家新教授引用乔治·斯坦纳的名言作为总结：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在交流互动环节，面对同学们对于译诗合法性的质疑，王家新教授认为，“诗歌会在翻译中重新获得生命力，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对于译者而言，译诗意味着再创造。正如本雅明所言，‘在译作中，原作生命在译文中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而臻于一个更高、更纯粹的境界’”。